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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新疆喀纳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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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老板:以前挣10块得送8块 今年领导都不来饭局了  

2014-05-23 06:18:19|  分类: 社会万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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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2日 07:26  中国新闻网  我有话说(20,982人参与) 收藏本文     


以2010年为例,山西在当年前四个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贪官遭到处分。CFP 供图
  以2010年为例,山西在当年前四个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贪官遭到处分。CFP 供图

    【推荐阅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被带走 家中发现上亿现金

  能源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反腐与重建行动。自2013年以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等多位能源系统官员、企业高管被查,能源审批链条暴露出严重的贪腐问题。

  本报记者 王鑫 发自北京

  这两天,郭芳又在四处张罗着借钱,“现在正是花钱的时候。”眼下是不少企业签订冬季用煤合同的时候,用郭芳的话来讲,现在干什么都需要钱,“手里没钱心里没底”。

  郭芳是甘肃省某煤炭运销公司的老板,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煤炭运销生意,简单地说,郭芳是在“贩煤”,就是从煤矿上买煤,然后卖给需要的企业,赚其中的差价和运费。

  但今年,情况似乎有些不同,平时很好约的企业领导,基本都拒绝了郭芳吃饭的邀请,这让郭芳有些不解,“后来我才知道,国家开始管制煤炭市场了。”

  从地方到中央,能源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反腐与重建行动。自2013年以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等多位能源系统官员、企业高管被查,能源审批链条暴露出严重的贪腐问题。

  跌入极寒的煤炭行业,大量的矛盾与灰色地带正加速浮现,之前,它们深藏于暴富的狂欢与利益交换的默契之中。

  挣得多送得更多

  业内经常说卖煤的比挖煤的更赚钱,这成了郭芳步入此行的初衷,但当她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后才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像她看上去的那么美好,从煤炭被拉出来的那一刻起,花费也就开始了。通过公路运输的她,“基本上挣10块,得送出去8块。”

  这和另一煤炭中间商曹林遇到的情况一样,不同的是,曹林的煤走的是铁路运输,这样一来,无形中又多出了一笔请车皮需要的花费,“我要挣10元钱,差不多得花出去30元。”

  2007年,希望从煤炭中发财的王浩在上海,他的老家在山西。那年初,他回老家时了解到的情况是,在上海卖到500多元一吨的煤,在山西不过200元。这个差价很诱人。他算了算,从山西到上海,铁路的运费不过每吨100元,还有200多元的“赚头”。

  但经过一番周折和奔波后,他决定罢手。“搞不到车皮。即使搞到,费用也很贵。除了国家规定的运费之外,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费用。”

  王浩算了一笔账,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他非但赚不了钱,反而是处于赔钱的状态,于是他放弃了想“一夜暴富”的想法,开始安心工作,“这不是一般人能干成的事情。”王浩这样总结道。

  煤老板王名给时代周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煤矿出来的一吨煤的开采成本在五六十元,但现在,在秦皇岛卖500多都还处于赔钱的状态,“所有的环节都赔钱,你说中间那几百块差价都哪里去了?”

  他说,煤炭销售在报价的时候,会把包括请客吃饭在内的所有的费用都加在销售的价格里,按照这个推算,可以说,几百块的差价都是维护关系所必须的花费。

  实际上,对于那些需要火车运输的经销商来说,请车皮也是不小的一笔开销。当年,王浩就深知这笔费用里有学问,但当他在请教那些“行内人”时,一旦被问及细节,都三缄其口,“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放弃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我们每月都会做计划,把自己本月可能需要的车皮数量上报,这叫请车。铁路有关部门看到我们的请车计划后,就会根据具体状况来批复我们的请车计划。”但计划只是计划,有些时候,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这一点王名体会尤为明显,“这些年来,每天下午6点,就是我们告知大秦线车务段第二天需要车皮数量的时间。”

  但就是报计划,也需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打点,王名说,他们是民营公司,必须得挂靠一个大型国企。一般的程序是从县里报到市里,如果市里卡住你,就报不到省里,然后由省里再到交易中心,最后才能送到太原铁路局。“如果这些不逐层打点,那么不知道哪个地方就会被卡住。”王名说,上报计划一级要花一万块,

  王名说,在车皮最紧张的时候,一个车皮他曾经最高花了28万。“便宜的时候可能十几万或者五六万。”

  能源系统大反腐

  中间环节“损耗”的利润,大多变成了利益输送的筹码。

  5月15日,新华社专电称,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据悉,魏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一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魏鹏远在能源局煤炭司负责项目改造、煤矿基建的审批和核准工作,很有可能是这个过程出了问题。

  在魏鹏远落马的同一时间里,核电司司长郝卫平、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和新能源司一名官员亦被相关部门带走。在他们之前,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也相继落马。据媒体报道,两人均涉及山西煤炭行业的贪腐问题。

  魏鹏远并不是第一个被爆出收受能源领域巨额钱财的官员。2013年12月,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受贿案开庭审理。法院查明,在马担任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期间,先后收受40家企业钱物200余次,赃款合计超过1.3亿元。

  最终,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以马俊飞任职的22个月计算,他平均每两天就受贿一次,每天平均近20万元。

  “其实这都不算多。”煤老板王名说,目前在山西的一些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的县市,有权的基本上都在企业有股份。每年的分红虽然会根据企业的效益来决定,但基本都在几百万甚至高达几千万,“太少了,他们也不干啊。”

  在反腐高压之下,一些官员变“聪明”了,不要回报,不要回扣,要入股。更长久更安全,一般是派可靠的人,亲戚或者朋友入股,“以前是送钱,但是现在都不要钱了,都是给股份。”

  王名说,企业都是希望官员来参股的,这样一来,就等于这个企业有了“保护伞”。如果有某个部门过来找麻烦,那么这个官员就会给相关部门打招呼,让他们不要来找事。但即使这样,该打点的部门依然还是需要打点,虽然不用那么频繁,数额也不会那么多。“要不然总来骚扰,入股的官员也会不胜其烦。”

  一些企业,看着是某一个人的企业,但法人只是站在前台的幌子而已。

  “现行国家政策下的审批权就是让有关部门有寻租的可能性。”一名要求匿名的煤炭专家称,这确实很容易滋生腐败。

  2013年底,国务院与发改委先后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取消和下放部分核准事项。

  昂贵的敲门砖

  上世纪90年代,想开一家煤矿很简单,煤矿并不值钱,因为开矿赚不了钱,甚至还会赔钱,所以有关部门对这个行业并不关注,也没有那么多管辖部门,也没有人来吃拿卡要,甚至连煤炭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经营许可证都没有。王名记得,2002年以前,山西一个煤矿卖8万、10万的都没人要,“那时候的煤矿条件很差,也没有什么设备。”

  2003年以后,随着煤价的上涨,采煤的人越来越多,煤炭行业的利润越来越高,仿佛一夜之间,各个部门都开始设立自己的门槛。王名突然发现,有关煤炭的事情,已经开始有很多部门在管理了,“部门多了,费用自然就上去了。”

  开一个煤矿要办手续很多,需要有政府批文、国家土地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安全许可证等诸多证件。这些证件要经过包括政府、地质矿产、国土、煤炭在内的多个部门审批,王名说,办事总得意思一下,“一个部门意思的不够,可能手续就会被卡住。”王名说,“一个部门几十万起吧”。

  这一点郭芳也深有感触,有一次,她去年检公司的煤炭经营许可证,因为没有提前做工作,公司的会计在做账时又出了一些小问题,结果被审批的部门抓住了把柄,对方声称要吊销她的经营许可证,于是她托关系,找熟人,说好话,送礼,“最后花了几十万摆平了事情。”

  王名的企业每年都需要到省煤炭厅去审批,手续齐全一般没什么问题,但也有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如果按照省煤炭厅设置的年检条件,偶尔有做不到就会被卡住。王名说,比如销售收入完成多少,煤炭发运完成多少等等。“如果有问题,年检就不容易过。如果问题严重,营业执照可能就会被吊销,那为了保住营业执照,那花费的金额可不是几万、几十万那么简单了。”

  此外,每年还有个花钱的地方,就是扩充产能的时候,如果要想把产能3万吨、6万吨、9万吨的煤矿,升到30万吨,50万吨,甚至90万吨,需要一层一层往上走,而这里,每一层都是一个关口。

  能源行业的大规模反腐也发端于这一时期。

  2005年9月,山西省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开始,严查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在煤矿企业里坐地分红,通过家属、身边工作人员投资入股煤矿等腐败行为。

  以2010年为例,山西在当年前四个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贪官遭到处分,其中县处级干部79人,乡科级干部436人。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割肉刀

  新一轮的肃贪情况表明,适逢十年黄金(1300.1012.000.93%)期的煤炭行业并未能阻止贪腐的扩散。

  李奇至今清楚记得当年他开煤矿时候的遭遇,用他的话来说,前期的工作绝对到位,各个部门各个科室该给的都给了,从几千到几十万不等,但有一天,煤矿上突然来了几个自称是文化部门的人,煞有其事的转了几圈后找到了他,说他这个煤矿下面可能有文物,这必须探查清楚,要文化部门的审批是无法通过的,“我当时懵了,我觉得该打点的都已经打点了啊。”

  李奇说,他跑了几次文化部门说确定下面没有文物,但人家根本不理他。现在想想,李奇觉得自己真是很笨,“明白就是要钱啊,我当时都没想到,还觉得文化部门管不了我们。”

  眼看离开矿的时间越来越近,李奇也带着礼物去了文化部门,但对方还是不松口。没办法,李奇咨询了一个正在开矿的“老前辈”,才知道文化部门在开矿初期确实也算重要的部门了,那个前辈还透露,打点类似文化这样的部门,是要因人而异的,也要开开矿人的运气,碰到好说话的,可能几千块就搞定了,碰到不好说话的,也许就得扔进去几十万。李奇一下子明白是自己的礼轻了。“最后一次给了十几万,手续很快就批了。”

  郭芳经常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自己去办一件事情,到最后一个手续的时候,办事员非说领导得签个字,但实际上这并需要领导签字,因为领导早就打点好了,“但不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去找领导,只能给钱了。”郭芳说,这样的情况一般吃顿饭,两千的购物卡也就搞定了。

  王名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对方说要准备资料,但当他按照对方所说的把资料准备好以后,对方又开始找毛病,说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要他继续准备,跑了三次后,王名觉得还不如给钱了,“不送礼不给钱就折腾你。”

  每个煤老板似乎都有相同的遭遇,曹林在给电厂送煤的时候曾经因为不懂“礼数”,电厂的门卫不让煤进厂,好在曹林很聪明,他马上出去给门卫买了两条烟,两瓶酒,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门卫欢天喜地的收了以后,很爽快地放行了。这让曹林又长了见识,之后,他就开始时不时的给门卫带些烟酒,偶尔还请出来吃顿饭,自此,门卫对他拉来的煤就上心多了。

  在这件事情上,郭芳吃过亏,当年她刚给一个大型小区送煤的时候,还觉得领导打点好了,下面的人请出来吃顿饭就行了,不必要特别的去意思。但现实很残酷,大约一个月以后,郭芳接到小区物业领导的电话,说她的煤化验的结果不合格,说要和她解除合同,“做了十几年,第一次有人说我的煤不好。”

  于是郭芳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小区物业领导的办公室,当时锅炉房的那个女化验员也在,当郭芳看到女化验员脸上得意的表情时,她一下子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显然小区锅炉房的化验员不满意郭芳对自己的不重视。

  郭芳再三赔了不是又保证后,女化验员的脸上才好看了一些,当和女化验员一同出了领导办公室门的时候,郭芳拉住女化验员的胳膊,“姐,我们一会儿一起去逛街吧。”那一晚,郭芳花了上万块给女化验员买衣服,也是从那一晚之后,她们的关系就亲密了起来。

  在女化验员的指点下,郭芳一一打点了锅炉房的管理以及其他的员工,业务终于开始顺利了。

  曹林也是一样,去电厂的时候就买些东西,可以不贵,但一定要有,逢年过节,一定要送礼,“普通的科室,科长和科员就是购物卡,金额在1000到5000不等,”曹林不用管电厂的领导,因为他找有中间人,并且早就说好,利润当中有50%是要给到中间人的手中的,“至于他给领导多少,这不是我操心的事情。”

  随着煤炭黄金十年的终结,畸形的产业结构最终等来了彻底调整的机会。根据山西官方媒体《山西日报》在5月20日刊登的文章显示:山西经济增速一季度创近年来新低。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山西GDP增速仅为5.5%(年初定下的全年目标是9%),位列全国倒数第三。其中,太原市一季度GDP为527.49亿元,同比增长仅为0.1%,远远低于今年同期全国和全省GDP的增长水平。究其原因,是担纲主力的煤炭产业“遇冷”,拖累了全省经济发展。文章着重提出,“这再次深刻警示我们,煤炭产业畸重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转型特别是煤炭转型更加紧迫,慢不得更等不得!”

  对于煤老板王名来说,催收账款越来越难,煤炭领域资金链的断裂,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希望在这个行业彻底崩盘前,能将之前的劳碌与打点兑现一部分。(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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