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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编办主任奸幼获刑才5年,法检成功演戏的结果  

2013-10-12 08:02: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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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办主任奸幼获刑才5年,法检成功演戏的结果


新京报约稿,2013/10/11刊发时有删节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10/11/content_470347.htm?div=-1

 



云南省大关县法院对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郭玉驰强奸4岁幼女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处郭玉驰有期徒刑5年,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受害人家属申请检方抗诉,但被拒绝。10月10日《新京报》

公众普遍认为本案的量刑畸轻,甚至有的律师也认为应在10年以上判处。但情绪不能代替法律,依罪刑法定原则,涉案官员郭玉驰获刑5年,确实明显过轻,但依法还真不能判10年以上刑罚。这个附带民事诉讼零赔偿的王八蛋判决,细究起来,居然也合法,而严重不合理的法律一定不是良法。检察院不抗诉是必然的,因为那就是他追究的结果。总体而言,这个判决就是一个官官相护的产物,是大关县检法机关成功地演出的一出戏。

换成被告人为普通百姓,可能完全是另一种判法。下面进行分述。

一、该案依法还真不能判处10年以上刑罚

强奸罪有两档法定刑,一档为3-10年(一般法定刑);另一档为10年以上、无期或者死刑(加重法定刑)。判处10年以上之加重法定刑,必须有法定的加重情节或加重后果,刑法对此列举了5种情形,即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3人以上);二人以上轮奸;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强奸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本案中,郭玉驰的行为明显不存在4种情形。

至于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是指的强奸行为本身情节恶劣,而不是指社会影响恶劣,一般是指强奸手段残酷(例如伴有用烟头烫伤阴部、用鞭抽等方式强奸)、长期强奸一人等情节,从报道所反映的案情来看,这些情节并不存在,故远未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

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奸淫幼女,可否作为情节恶劣的情形呢?还真不能!

物定的身份,有时影响定罪(例如,一般渎职罪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特殊的渎职罪像徇私枉法罪只有特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司法人员才能构成),有时影响量刑(像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一般人都可构成,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这两罪,应当从重处罚。但依罪刑法定原则,都需刑法本身对此明确作出规定。强奸罪显然没有职务身份的要求,法律也未在该罪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犯强奸罪从重处罚。因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连强奸罪从重处罚的情形都算不上,更别说作为法定刑升格为10年以上的情节了。

二、该案仅判处5年刑确实量刑过轻

量刑应在确定起点刑和基准刑的基础上,再根据量刑情节进行加减,形成宣告刑。最高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简称《意见》)规定,强奸妇女、奸淫幼女一人一次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云南高院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为,奸淫幼女一人一次的,量刑起点为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由于本案对象仅为4岁幼女,且为性侵幼女高发时段,故本案的起点刑确定为6年为宜。

《意见》规定,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强奸人数、次数、致人伤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本案不存在强奸2人或2次之情节,未造成轻伤、轻微伤(需要有鉴定结果支持)等后果,即本案中没有增加刑罚量的因素,可将起点刑6直接作为基准刑。

6年的基准刑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再考虑法定或酌定的从重、从轻情节做加减法,即得出宣告刑。

本案的法定从重情节有一个,即强奸对象为幼女,可加处2年刑;酌定从重情节可考虑两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不是本罪的法定从重情节,但作为一个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进行考虑也无不妥,可加处0.5年。本案特别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身为国家干部的被告人自始至终没有对4岁的被害幼女赔礼道歉,更没有支付哪怕一分钱的精神抚慰金(虽有认罪情节,但认罪不等于悔罪),毫无悔罪悔过之心,也是一个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可加处0.5年。我一直在思索,他为何强奸了幼女还“如此霸气”?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心理还有一胆子怨气——老子堂堂一个编办主任,奸淫了你一个小小百姓的女童,这算得了什么?居然害得我成为阶下囚,我还给你道歉?我还赔你损失,还去精神抚慰你?应该是这样一种心态——这其实也是引起公众和被害人一方义愤填膺的一个重要因素。合计起来,从重的情节应在基准刑的基础上加处3年。

本案的从轻情节只有一个,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理论上称坦白),过去是酌定从轻处罚情节,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其修订为法定从轻情节了,可减处1年刑。其他的从轻情节例如未遂、从犯、胁从犯、立功、积极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取得被害人方谅解等,再无一项。

因此,本案的宣告刑应为6318年比较合适,判处5年明显过轻。

     三、本案为何连一分钱的附带民事赔偿也未判

判决称,附带民事原告人(被害人)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经济损失情况,同时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故对经济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均不予支持,判处被告人郭玉驰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或许本案被害女童家长无知,孩子被奸后确未让其看过病,只让其在家中休息,让伤口自愈了,故未形成正式的医疗票据,形成了所谓的“没有证据证明证据其经济损失情况”;否则,即有正规发票之证据证明被害人因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了,法院再想偏袒被告人,量他也不敢睁着眼睛胡判。

至于精神损害赔偿,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实为: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依反对解释,只有遭受物质损失有权要求赔偿,遭受的精神损害当然无权要求赔偿了。这是典型的恶法。现在出现了一个怪胎,不构成犯罪的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可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最严重的人身侵权——犯罪性人身侵权,反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了。因此,从法律角度讲,本案法院不支持被害方精神损害赔偿,你还真说不出个所以然。该案将法律的悖理性更突显出现了,期待早日修改这样的恶法条款。

但司法实践对该恶法规定有不少突破,例如清华大学两教授夫妇14岁的女儿在公交车上被售票员活活掐死案,法院即判决公交公司赔偿两教授夫妻精神损害30万元。但这种幸运没有降临到这个普通被害女童身上,最大可能的原因是被告人是政府官员。这从法院的做法即可知道。因为附带民事案件,法院可以调解;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能够获赔,虽然法律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但不妨碍法院动员被告人自愿向被害方进行赔偿以求得被害方的谅解,从而获得从轻处罚。显然,法院未去做这个工作,并依然让被告人获得了比赔偿并获得谅解了还要轻得多的判处。

四、检察院不接受抗诉申请早就明摆着

现被害人家属不服判决,申请检察院抗诉,但被拒绝了。其实,被害方明知检察院的量刑建议,还这样向他提出,不是与虎谋皮嘛,申请被拒绝简直就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查看报道知道:根据大关县检察院指控,8月24日晚9时30分,被告人郭玉驰见到一名幼女(2009年出生)在路边玩耍,遂起奸淫之心,便将其抱至家中卧室实施了奸淫。按照有关法律,应当以强奸罪追究郭玉驰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建议判处有期徒刑3至5年。你看看,控方的量刑建议,最高就是5年,你让人家抗诉什么?

反过来,如何法院不听从检察机关的建议,判处了6年、7年或者8年徒刑,检察院还真有可能提起抗诉,当然是抗议量刑过重了。

哎,谁叫人家被告人原是县里的编办主任呢,要知道,那也是一个很要害的位置啊!检法机关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能对其追究下去就算不错,判了个畸轻的5年刑,判了个零赔偿,你又能怎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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